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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宣布援引到解除《紧急状态法》,这十天对加拿大的未来意味着什么?

  面对持续了数周的卡车司机抗议活动,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创造了历史,成为加拿大史上第一个援引《联邦紧急状态法》的领导人。从强制拖走大卡车,到冻结银行账户,政府获得了额外的权力。

  但使用《紧急状态法》也惹来不少争议。在实施十天后,特鲁多于2月23日宣布解除紧急状态。虽然《紧急状态法》赋予政府的“特权”已被取消,但援引这种非常措施来平息抗议活动,仍给加拿大社会带来了长期影响。

  或对普通人隐私、少数群体平权运动产生负面影响

  渥太华临时警察局长史蒂夫·贝尔说,事实证明,这些权力在帮助警察驱散使渥太华市中心陷入瘫痪的示威方面,很有价值。

  渥太华市中心地区的警察清除了400多辆半挂车、SUV和皮卡、数千张海报和标语牌以及抗议者搭建的营地,营地里有火盆、烧烤架、出售抗议商品和食物的小摊,还有在周末举办歌曲以及舞蹈晚会的临时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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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方表示,他们需要一些特别的措施来应对抗议活动,比如强制拖车,冻结账户,切断外界对主要组织者的资助等。在这次抗议中,219个与车队游行相关的银行账户和数字货币等金融账户中,有近800万加元被冻结。

  “经济制裁”是迫使抗议者离开的杀手锏。贝尔说,虽然现在示威者已经离开,但“如果你参与了这次抗议活动,我们将继续查找你的身份,并采取后续的经济制裁和刑事指控,绝对的。”

  而无论是在公开场合还是在幕后,这种措施如何实施的细节却很少。据知情人士透露,加拿大银行高管对政府的命令仍有许多疑问,包括涵盖哪些类型的账户以及银行将如何获得赔偿等。

  金融措施的目的是切断流向示威者的资金,包括外国资助。多伦多大学金融学教授安德烈亚斯·帕克表示,银行在执行任务时可能会倾向于反应过度,以避免触犯政府的规定。

  帕克说:“他们很可能在这个过程中抓住很多正常人,比如国际留学生。从本质上讲,我们现在所做的是授权私营部门代表政府对公民进行监测,并在没有正当程序的情况下根据怀疑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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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此之外,金融情报专家金·曼彻斯特说,银行可能会继续追踪那些被加拿大皇家骑警“瞄上”的人,他们的信息可能会一直出现在第三方数据库中,银行依靠这些数据库来减少反洗钱和恐怖主义融资。

  曼彻斯特说,从长期来看,这些行动为政府如何处理抗议活动开了一个危险的先例,并为将来使用同样的策略埋下了伏笔,“这有持久的后果。你不可能只是掏出一支钢笔,在一张纸上签字,然后希望这一切都能消失。”

  而国际公民自由监督小组也警告,当务之急是不要将封锁行动中看到的各种暴力与抗议混为一谈,而且也不应该对《紧急状态法》更广泛地援引,或者认为只要有抗议就应该赋予警察特殊的权力来应对,这对深受“警察权力之恶”的边缘化、弱势群体来说将是噩梦。

  以原住民群体为例,封锁、占领、声援示威和众筹是原住民社区权利运动中的常见策略。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封锁是原住民对殖民政府和私营公司侵占未割让或受条约保护领土的一种抵抗形式。

  自由车队在此次反对新冠公共卫生措施的抗议中同样使用了这些策略,取得了巨大的效果。但援引《紧急状态法》从而使用严厉措施应对抗议活动的做法,可能会让原住民等少数群体产生寒意,因为不清楚未来的加拿大政府会如何回应他们的权利运动。

  抗议者vs 反抗议者,身处一个国家“两个世界”

  当然,冻结抗议活动组织者的资产也带来了一些益处,比如,方便渥太华居民和企业在集体诉讼中追讨损失。

  21岁的渥太华大学学生李泽西(音译)正是针对车队抗议者集体诉讼案的首席原告。她说:“他们从第一天就开始折磨我们,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们把我们当做人质,我从来不认为他们会主动离开,事实上他们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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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泽西两岁时随父母从中国来到加拿大,在经历了童年父母离异等挑战后,她成为“一个非常积极的人,对自己有信心,关爱自己的邻居和社区。我知道美好事物的价值,而这种价值比任何负面的东西都要高得多。”而她在渥太华的街道上看到的却和自己支持的价值截然相反。

  起初,李泽西只是作为渥太华市中心的居民向警方求助。她提交了禁令申请,希望卡车车队的抗议者停止鸣笛,减少对周围居民生活的影响。但无论是当面还是通过电话求助,情况都没有得到缓解。渥太华警方的一名社区联络官同意与居民们会面,听取他们的不满。之后,一名居民找到李泽西,告诉她律师保罗·钱普正在为这起诉讼寻找首席原告。

  而同样的场景在54岁的抗议支持者布拉德·豪兰那里则是另一番景象。他说:“我们驱车前往渥太华,亲眼目睹了抗议活动。那是一个美丽的、合法的和平抗议活动,让我们感慨万千。政府和媒体对他们的描述并不真实。”

  作为特朗普的忠实粉丝,美国人豪兰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自己戴着特朗普棒球帽的照片。他的脸书页面上的照片是自己站在白宫新闻发布厅的一个复制品讲台上,旁边是特朗普的剪纸照片。出于对抗议的支持,豪兰还捐赠了约9万5千美元,并鼓励抗议者“坚守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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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律师钱普看来,市民们需要的是李泽西这样的人:“一个真正关心社区居民的人。这些流氓在市中心跑来跑去,威胁和恐吓人们,同时挥舞着加拿大国旗,声称他们在践行加拿大的价值观。市区变得完全无法无天,人们感到被警察和市长抛弃,无能为力。是泽西站出来,坚决而勇敢地说出了该说的话。”

  如今,李泽西被一些人看作是英雄,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还有很多人建议授予她加拿大勋章,或建议她竞选市长。一张以2012年奥巴马竞选图案为原型的李泽西海报也被人们贴在电线杆上。

  李泽西回应说:“我从小就认为政治是肮脏的,有很多腐败和权力斗争,所以我不关心政治。但现在这一切让我意识到,不喜欢政治的人需要从政。因为那些热爱政治的人,他们没有为我们主持公道。”

  而在这一点上,或许很多加拿大民众达成了共识。

  后《紧急状态法》时代的党派游戏

  几个星期以来,自由党和保守党互相指责对方分裂国家,要么拒绝会见所谓的“自由车队”示威者,要么为他们加油,拒绝要求抗议者回家。而当议员们准备审查联邦政府对《紧急状态法》的援引时,两党仍然不愿意寻求共识。

  1988年通过《紧急状态法》时,议会被赋予了撤销紧急状态声明的权力,并负责在事后审查该命令。而在特鲁多解除紧急状态后,对于具体谁应该负责这个审查却出现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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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党众议院领袖马克·霍兰说,保守党提出了“不合理的”要求。而保守党众议院领袖约翰·布拉萨德则说自由党政府的提议是“荒谬的”。

  自由党希望成立一个由三名自由党议员、两名保守党议员、一名魁人政团议员、一名新民主党议员和四名参议员组成的委员会,由魁人政团、新民主党议员和一名参议员担任共同主席。

  霍兰给出的理由是:“主席既不会是自由党人,因为他们援引了《紧急状态法》,也不会是保守党人,因为他们带头支持抗议者。”而布拉萨德则说,自由党认为保守党“对车队的隐性支持,”意味着保守党的立场会有偏见,这是不真诚的。

  保守党最初提议成立一个16人的委员会,这样他们至少有一个共同主席的位置。但自由党在获得新民主党的支持后,反对了这个提议。保守党回过头来建议成立一个五人委员会。

  但现在自由党想把自己的提议付诸表决,而且很可能会赢得表决。保守党似乎对此也并不反对,布拉萨德甚至说他欢迎这场辩论,“我有很多话要说”。

  可以预见,结果可能是更多的党派分裂。这意味着,在后《紧急状态法》时代,对于如何审查紧急状态会有更多的党派游戏。

  魁人政团的朱利安·库隆贝-邦纳福斯直言:“目前这有点荒唐,我们所希望的是达成共识。这不是通过辩论后的投票来决定的,而是大家一起商量并同意谁来担任主席,而且是尽可能的中立。”

  加拿大国家邮报援引调查公司“Maru公共意见”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三分之二的加拿大人支持启动《紧急状态法》,但无论是联邦自由党还是其他任何级别的政府,都不应把这看作是对他们管理封锁活动的支持,因为有超过一半(54%)的受访者称,他们对政客让抗议活动失控感到“羞愧”。

  现在,秩序已经恢复,民众也需要恢复对政府的信心。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途径是一个真正透明和中立的过程:一个完整的公开调查,以及一个没有党派争吵的审查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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